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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易里和《英华大词典》
——跨越半个世纪的传奇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领导人经过艰辛的谈判,终于达成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的协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双方举杯庆贺后,当时的赵紫阳总理高兴地赠送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两件国礼,其中的一件就是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将中国人编的词典,做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这本《英华大词典》,半个世纪以来,是我国最著名的一本工具书,它哺育了海内外三代华人学子,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然而,从它诞生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中,却蕴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令人感动的真实故事。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那时的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中。上海“读书出版社”因出版革命进步书刊,已被国民党当局屡屡查封,出版社的领导人也大都转移到重庆和延安,只有郑易里以商人面目留守上海。郑易里曾协助艾思奇翻译出版过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以《新哲学大纲》化名出版,后来又校译并组织出版过《资本论》。在这期间,郑易里与总经理黄洛峯商量,想新编一本质量较高的英、中文对照的大词典。因为,当时社会上的英华字典版本太老,收词太少,需要有一部新的。而且,编字典没有政治倾向性,容易避开国民党耳目,还能掩护地下党的出版工作和人员。再说,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也需要有一本好的英中大词典。得到领导的支持后,大约在1942年,郑易里马上着手调研了几十部当时国内外著名的英文词典和英日词典,制订了博采众家之长的编纂方案。方案还强调要求使用现代白话文,释义准确,例证丰富,译文语言清新明晰、贴切而又生动活泼。他还要求多收新词新义,广收俚俗语和习语,并且为全部单词标注了世界通用的国际音标,这在当时是十分“革命”的方案。但是,当时出版社一无资金二没有人才,郑易里就找自己的二哥、昆明的开明士绅郑一斎借钱;出版社已查封,没有地方就在自己的家中干。由于字典部头大,他考虑一人完成会耗时太长,于是经人介绍,请到了史先生和日语、英语都很好的曹成修先生共同来编纂。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曹先生正赋闲在家,没有生活来源,在物价飞涨的上海,一家人生活很拮据。但是,编纂的这本英华词典什么时候能完成,什么时候能出版都是个不定数,所以郑易里按一般市价稿酬的一倍来支付曹成修等人的稿酬和工资,并且由他的夫人熊约春千方百计的兑换成不易贬值的银元支付,约定以此买断曹成修和史先生的字稿,这样做,以后词典出与不出,是赔、是赚都与他们无关,全部风险都由郑易里一人来承担了。
  三人分了工,各自承担词典编纂三分之一的工作量。不到一年,三人任务如期完成,可是一看,史先生的三分之一部分难以使用,于是将这一部分又由郑和曹各担二分之一,重新编纂。
  1945年秋,日寇投降,黄洛峯将“读书出版社”又迁回上海。在出版社的支持下,词典的编纂工作加速进行,1946年10月便完成了初稿,而后开始了排版和校对的工作。为了维护出版社的安全,郑易里把自己的住房供给编纂词典作办公用。那是一幢三层小楼,在上海西爱咸斯路(现名永嘉路)“正蕃小筑”弄堂里,地处僻静。当时,二、三楼用于住家并给受廹害的地下党同志做隐蔽所。一楼客厅有一张吃饭用的大园桌,四、五个人围坐在那里,从事词典的编辑和校对。以后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在“正蕃小筑”的一楼总有些人在搜集查找有关资料、抄稿、编辑、校对忙个不停。铅字排版由一家很小的印刷厂承担。
  在这期间,郑易里找他大哥借的钱也用完了,只好又找姪子郑瑞之借钱,亲戚们感到他做的是件很有益的事情,所以都慷慨解囊相助。但这毕竟是件大工程,资金时断时续。郑易里的夫人熊约春也在亲朋之间各处奔走筹款。有一天,郑易里提着饭盒上街买饭回来,遇到了我党管财务的地下工作者王太雷先生,他见郑先生愁眉不展,忙问情由,郑将字典铅字排版的关键时刻资金接济不上的情况向他叙说,他马上说,出版《英华大词典》是好事,我请示一下,看看地下党能不能出些钱。很快他代表地下党每月出200银元,一直出了6个月,共1200银元,才使这本词典的铅字排版和制作印刷用纸版等后续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本词典在当初的方案计划中,为读者查找中文方便,就别出心裁地提出要附一个“中文索引”。可是到了1949年,词典正文稿子已全部完成,部分已排出校样,而“中文索引”还没有启动,大家非常着急。这时,郑易里又请来了年青、热情、工作精细的陶膺小姐和胡平冠先生,在他的指导下,日夜兼程地赶“中文索引”附录的进度。
  这个“中文索引”附录,检索中文用的是郑易里研究了十几年的一种汉字快速“简易查字法”。20世纪初,郑易里便着手研究汉字结构,1929年在上海《时报》发表文章,认为组成汉字的基本笔画是“—(横)、丨(直,即竖)、丿(斜,即撇)、丶(点)、┐(弯,即横折弯)、└(纽,即竖折弯,又称拐)”六种,主张汉字最好是按照起笔笔画顺序排列检索。这次,郑决定在“中文索引”附录中实践这一研究成果。“简易法”是用1至6个数码做为六种笔画的代码,即“1—点(圆点、尖点);2—横(短横、长横、斜横);3—直(短直、长直、斜直);4—斜(撇丿、捺?);5—弯(单弯乛、弯钮ユ乙ㄋ);6—纽(单纽しレㄥ、纽弯ㄣㄅ),然后,再取汉字的第一个字根(又称部件)的前两个笔画的代码与第二个字根的前二个笔画的代码组成整字的编码去查字。用这个办法查字,易记、简便、节省时间。这是中国第一个采用1至6个数字作为汉字笔画代码的检索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汉字进行编码。这个查字法,易学、易记、简便、快速、重码少,而且大家用这种编码编制卡片,极大地提高了排版检索的工作效率。比如汉字及编码:“州(1413)”、“止(3232)”、“田(3523)”、“言(1222)”、“門(5226)(取左半边两笔,再取右半边两笔)”、“笔(4242)(取上部件两笔,再取下部件两笔)”等。就这样,不到半年,编好中文索引30多万条,占全书的616页,这一附录像一部从中文查英文的“汉英”词典,对初学英语的读者很方便。大大方便了读者从中文查找英文释义。同时,郑易里就此开创了“汉字笔划数字代码化”的先河。郑易里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大约在40至50年后的今天,这种“笔划数字代码化”的汉字检索法,被后人大量引用,作为计算机单手输入汉字以及移动电话输入汉字的方法。
  1950年底,新中国刚成立一年,这部字典就以读书、生活、知识三联出版社名义出版了。第一次印了2000册。后来,郑易里得到3000多元的稿酬。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他拿出了一半稿酬,通过出版社捐献,用于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
  可是这本字典生不逢时,当时正是抗美援朝,中国国策一边倒向苏联。外语也是俄文天下。学英文、用英文的极少,字典很不好卖。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环境变化,字典销售量也逐渐上升。第一次印刷的2000册卖完后,1954年又印了1万册。在1955年,由时代出版社略加修补又出了一个袖珍本。当时为降低成本,缩小篇幅就删去了中文索引部分。到了1959年,“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以后,学英文的人多了起来,这本字典也开始热销。最近,听大连的一位吴教授讲,50年代,他上大学的时候,英华字典很难买,有一次班里分到一本《英华大词典》的购买票,三、四十人抓阄,这个阄竟然被他抓到,高兴的不得了。从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了郑易里,这本词典也就成了他的终身伙伴。
  1964年末,国家新闻出版署将时代出版社并入商务印书馆,这本字典的出版也随之转给了商务印书馆。由于这本字典已出版了十几年,虽然销售量很大,但社会各方面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商务印书馆又请郑易里进行修订补充。由于曹成修在1955年受潘汉年寃案的牵扯,以叛国罪入狱,所以修订的工作就由郑易里一人来做。当时的郑易里,早已进入中国农科院情报所工作,主编好几种农业杂志,每天又是工作又是开会学习,修订字典的工作只能用很少的业余时间来做。他为了节省上下班的路上的耽误,找领导在农科院借了一间小屋,每天吃完晚饭就扎进小屋,开始修订这本大词典,常常干到半夜才休息。尽管成年累月地爬在稿纸的格子上,由于词典部头大,有时又要反复翻找各种资料,还要按商务当时突出政治的指示,在词典中也要“政治挂帅,彻底肃清封资修的流毒”来做。也就是说,要把词典中“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词汇、人名、机构名,例如“妓女”、“皇帝”、“孔子”、“参议院”等词语完全删除,还要生硬地加进去“文革”时期流行的政治词语,一旦弄不好还会犯“政治错误”,所以工作量很大,进度不快。但是郑易里是个有心人,十几年来,身上总带一个小本,平时在工作中,业余时间在书店里,遇到各方面英语的新词,他都记下来。而且,他还在自用的《英华大词典》中,用蝇头小字,在词条的边角和缝隙中,批注了修正和补充的内容。就这样,成年累月地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修订词典的时候都派上了用场。
  转眼到了1966年,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郑易里的夫人在中学工作,中学生造反派的能量最大、最乱。他的家反复被学生们抄了好几次,弄得全家人终日惶惶不安。好在农科院的“运动”水平还不算高,没有大乱起来。郑易里进了“历史问题学习班”。没有20天,军代表就找他说,老郑你的历史问题都清楚了,没你的事了,你回去吧。老郑一听,一身轻松,又扎进那间小屋修订词典去了。
  转眼到了1968年末,字典修订完毕,郑易里请商务印书馆来取书稿,不知怎么的,商务以为书稿有多少,竟开来一辆大解放卡车来拉书稿,一时被农科院的同仁们传为佳话。
  书稿拉走不到3个月,驻商务印书馆的军代表打电话找郑易里说,现在中央号召战备疏散,商务的人和重要资料都要疏散外撤。这部词典的书稿很珍贵,怕在疏散中遗失,老郑还是你自己保管较好。郑易里一想,这么多书稿放在哪里呢?借的小屋子也还了,放在家里,如果红卫兵又来抄家非丢了不可,考虑再三,请商务拉到他在东郊农场的侄子郑琮家中存放起来。他哪里知道,这一放就放了10年。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商务人马返京,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他们马上想起了这本字典,可是十年又过去了,社会政治环境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大革命中忌讳的字眼,现在又要恢复了,而“文革”的政治词汇又要逐条分析删除,何况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国外也增加了许多新的词语,必须要大力调整,大力修订才行。可这时的郑易里,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一个人再也无力在短时间内修订这本巨著。于是商务又请了胡学元、刘邦琛、沈凤威三位专家,加上郑老四人各分四分之一进行修订。修订完成不到一年,社会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1980年,商务又组织力量,进一步增补、修订。
  这期间有一段佳话,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将我国外交、新闻、外贸、外联等一切涉外中英文的释义搅得很乱,据说当时外交部曾给各有关单位发文,大意是对外一切中英释义对照,以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为准。一本工具书,在特殊时期有这么大的作用也真是少见。
  在1980年,郑易里编纂词典的伙伴曹成修刑满释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去探望曹成修这个刑满政治犯,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是郑易里念及旧情,鼓起勇气,东找西找,终于见到一别十几年的老战友。曹成修非常感动地说,还是你老郑够朋友,你是第一个敢来看我的人,一边说,一边老泪纵横。郑易里见多年的牢狱生活已摧毁了曹的健康,家境也窘迫,临别时,拿出一些钱相赠。以后又不断去探望。1982年,曹成修因病去世,没能等到潘汉年案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1981年,修订初稿完成,商务请人抄稿就抄了一年。终于在1984年出版了《英华大词典》修订第二版。这距1950年的第一版已过去了35年之久。
由于郑易里两次参与修订,所以能拿到3万多元的修订稿酬,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又念及曹成修的旧谊,通过商务印书舘分了一半给曹成修的遗孀和子女。
  从《英华大词典》第一版1950年出版到修订第二版的35年来,成为中国大陆销行量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词典。国内、海外出版销售了近百万册。做为国礼,送给英国首相,也说明了它的高品位。郑易里虽然是这本词典的主编,但是,建国前参加编纂的曹成修、刘龙光、郑康伯等都是懂几门外语的“大手笔”。到了修订第二版,拥有我国英语词书编纂精英的商务印书馆的十几位专家,也是全力加入修订工作,大大充实了这部巨著。也就是说,这本词典,实际上已是中国大陆英语词典编纂精英们共同智慧的结晶了。
  这个期间,还有几段佳话。1988年,郑易里的女儿郑珑,接过郑老研究了几十年的汉字检索和编码方法后,又苦心研究了两年。当他们到中国贸促会专利代理部去申请专利时,贸促会的“后生”们非常热情,拉着80多岁的郑老的手说,这个大楼里的人都是用您的字典长大的,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崇敬之情,无以复加。当郑珑拿着申请英、美的专利文件请计算机学院的胡主任审定时,郑珑为感谢胡主任的辛劳,备了礼物去拜访,胡主任说什么也不收这份礼物,他诚恳地说,我从上中学就用郑老这本词典,一辈子没离过手,获益匪浅。今天有这个机会为郑老做点区区小事,已非常欣慰,怎么还能收礼呢。还有前些年,我们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40多岁的北京大学的曲老师,他得知郑珑是郑老的女儿后说,我父亲上中学的时候,就用的是郑老的《英华大词典》(1957年时代出版社的袖珍本)到我上中学,父亲就把这本早已翻旧的词典给了我。现在我的儿子又上中学了,这本词典实在太旧了,我就让他重新买一本,但是我嘱咐他,一定要买郑易里的《英华大词典》。一本词典哺育了三代学子,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1994年,郑珑在马来西亚参加中文信息研讨会,中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也赶来参加。他握住郑珑的手说,回去向郑老问好,我从中学就用郑老的词典,对我帮助太大了。1996年4月郑珑在香港举办以《郑码》为核心的新产品发布会,新华社香港分社科教部主任亲自带领5位部下前来捧场,会后一定要郑珑代他问郑老问好,祝郑老健康长寿。
  1997年,距离词典的修订第二版又过去了15年。商务印书馆感到,这本词典又到非修订不可的时候了。这时,郑易里已过90岁高龄,再也无能力参与修订了,当初修订第二版时,商务的精英们有的已去世,有的也
  快步入花甲之年了。二版时满腹经论的责任编辑徐式谷先生接过修订的接力棒,扛起修订第三版的大旗。2000年8月,当这修订第三版出版时,社会上各种“英华”,“英汉”大词典早已是百花齐放、群英争雄局面了。商务第一次印刷时,小心翼翼,只印了几千册,没想到词典一上市,被读者一抢而光,不到一年就加印了4次。
  美国微软公司新版的Office XP中,要增加“英华”电子词典的功能,他们从众多类似词典中,经过严格科学论证,认为这本《英华大词典》选词精细得当,词汇量大,释义和例证规范,对英语的习语、口语和俚语收集丰富、实用,所以选中它,不但做为目前Office XP中的英汉词典,而且在以后的机器翻译、语料库、网上在线等方面也将得到广泛应用。
  郑易里老先生的一生,淡泊名利,执着地钻研学问。人的一生能在一个学术领域攀登到高峰已属不易,郑易里靠一生的勤勉、执着和前瞻能力,在大型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领域(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辞书编纂领域(英华大词典)和汉字编码检索、输入领域(目前,经国家推荐的、在计算机系统中广泛预装的《郑码》),这样三个学术领域,具有开创的前瞻性,研究的坚韧性,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到高峰,靠的是心静如水,才能将精力集中于学术研究。他从不为“官”,就连改革开放后,多次有出国考察或开会的机会,他也让单位里的年青人多出去“见识”。
  建国前的读书出版社十几年的开支,包括《资本论》的稿酬、出版费,《英华大词典》的编纂、出版费等等,大多是他找亲戚借来,垫支共计7万多银元,建国后,一笔沟消。《英华大词典》的两笔稿酬,第一笔捐一半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第二笔分一半给了曹成修的家属。其余用于搞学术研究。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却每每强筋壮骨涉足于山水之间。70岁高龄,他与亲朋从香山上去,沿着山路走到门头沟下来,还要绕到水库去看看。80多岁时,他指着香山说,这一片山我都走过。他待人谦和朴素,认为吃亏是福。他心胸豁达,有求必应。他自我求知不止,诲人不倦。他似乎看破红尘,却又在20多岁参加革命,至今笃奉共产主义。他与我国许多高级领导人有过患难之交和施助于人,却从不趋炎附势。这一切可能正是他在学术上有骄人的成就,而又健康长寿的原因吧!
  近来,主修三版的徐式谷先生说,我虽已过花甲之年,但对这本词典最有深厚感情,准备继续努力主修第四版、第五版,把它修成中国最大、最好、用户最满意爱用的《英华大词典》!而年已96岁高龄的郑老,听到这些话也欣慰地说,没想到这本词典能延续出版这么久,有了徐先生,也就后继有人了,我要感谢徐式谷先生,感谢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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